本报记者 李润钊 本报通讯员 陈宇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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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算法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带来“数字监工”、工时模糊、收入不透明等问题，劳动者维权则面临举证困难。律师建议算法规则制定应遵循劳动法精神，保障劳动者知情权、休息权等权益。

“早期一公里能挣两三元钱，现在一公里可能只有一两元钱。”6月1日，开了7年网约车的司机林岩宏对《工人日报》记者说，平台算法不断升级，精准测算着每一公里的能耗与时长，但AI派单机制不透明的情况还存在，“一口价”模式则是变相压价。

AI带来了效率的提升，也让在福建一家互联网公司担任市场总监的张文锋感受到焦虑。“我的AI助手能在一小时内完成竞品报告，大幅提高了效率，这却让领导觉得所有工作都该加速完成，反而增加了我们的任务量。”他感慨道，“本是效率工具的AI，怎能随意成为‘数字监工’？”

在AI算法实现效率优化的同时，如何更好地保障劳动者的知情权、休息权等，成为不少劳动者关心的话题。

算法机制让“在线”骑手随时待命

平台依靠精密算法框定配送时限，但恶劣天气、商家出餐速度、复杂路况等现实变量常常被忽视。在福建福州做了8年外卖骑手的陈安柱向记者讲述了自己遇到的困境：他所负责配送的辖区内，一所大学的东门与西门之间直线距离很近，但由于校园实行封闭式管理，不能直接穿行。“平台算法规划的‘最佳路线’是从学校大门口穿进去，但实际只能绕行。这一绕，配送时间就不够了，超时就会导致扣分。”他说。

陈安柱告诉记者，除了路线规划的错位，算法还将工作时间“精准切割”。点击上线即计时，点击下线则停止——这一简单的机制使骑手处于“在线”状态时必须随时待命。“有时送餐到偏僻的地方，为了后续接单高效，得返回熟悉的区域再上线。”陈安柱解释道，“这段下线路程中耗费的时间，系统不算作‘工时’，但它却是实实在在为工作付出的。”

在福建厦门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工作的主播胡月和记者分享了她的经历。2024年5月，胡月与这家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随着公司转型，她发现自己所居住的主播公寓里，以前常见的剪辑、包装、运维人员越来越少，AI成了替代这些工作人员的“新同事”。

不久前，胡月收到了一份标注为“商务合作”的《签约艺人协议书》，其中明确签订本协议后，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公司称她的身份从“员工”升级为了“合作伙伴”，但胡月担心，签订这份协议意味着她原本享有的社保等待遇，会在公司单方面定义的“合作”框架下被剥离。

福建省法学会劳动法学研究会理事方维忠告诉《工人日报》记者，依靠“AI员工”干活的“一人公司”模式日益普遍，在这种情形下，当主播与公司被认定为商业合作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劳动者想要维权，路径就“被迫”转入了举证标准更高的民事合同纠纷领域。

劳动者维权往往卡在举证上

算法不仅可能模糊工时界限，也会造成收入分配不透明的情形。林岩宏向记者出示了几张订单明细：同样的路程和时段，三笔订单的实际抽成比例在25.03%到27.01%之间波动。

林岩宏说，他在接单时无法预知这笔订单能赚多少钱，平台只在事后提供“收费明细”和“收入分析”。“AI究竟是如何算出这一单的价格的？”他发出疑问。

想要维权，不少劳动者往往卡在举证上。上海建纬（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谢小妍以2022年杭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一起网约车司机起诉平台抽成过高的案件为例说，该案中的司机最终因无法获取算法规则而败诉。

谢小妍认为，此类劳动争议最棘手的就是“算法证据”的获取与举证。“劳动者若想维权，只能提供自己的接单记录和收入截图，但这些碎片化数据无法证明平台算法规则的计算方式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亦无法证明自己本应得的劳动报酬总额。”她说。

福建金磊律师事务所律师邱媛媛认为，算法设计者的价值观与利益诉求被深度嵌入系统，劳动者对规则的知情权容易被架空。不知道规则，就无法判断权益是否受损。

算法规则制定应遵循劳动法精神

面对算法给劳动者权益保护带来的全新挑战，需要法律规范、技术向善与社会共治的合力。谢小妍主张，应当强化平台算法披露义务，保障劳动者的知情权。她认为，AI驱动下的算法规则应看作是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因此其制定应遵循劳动法精神——企业对劳动者作出处罚、调整薪酬、降低派单权重等任何影响劳动者切身权益的决定，都必须在算法规则这一“新形式员工手册”中有明确规定，且事先经过劳动者同意。

2026年3月，《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指引（试行）》出台，为工会、人社部门指导平台公示算法、推动算法协商提供了明确的操作规范。“制度已出台，关键看企业能否真正执行‘算法取中’，让劳动者的声音嵌入规则。”谢小妍表示，考虑到算法的技术复杂性，平台不仅要披露算法规则原理，还应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并与劳动者进行充分协商，确保规则解释达到一般人可理解的程度。人社部门、各级工会可以指导、督促平台公示算法、开展集体协商，并为劳动者提供投诉建议渠道。

福建理工大学教授陈晓平对记者谈论了“AI监工”决策机制不透明引发的算法偏见问题。“如果劳动者无法知道自己如何被评价，就谈不上管理公平。”陈晓平剖析了AI高压监控对劳动者心理、创造力及归属感的伤害，呼吁“让AI从‘监工’转向‘助理’”。“技术最有价值的地方，不是替代人的判断，而是帮助人更有尊严地工作。”陈晓平建议，推行必要的人工介入机制，设计技术时应坚持“以人为本”，赋予劳动者算法反向监督权。

站在企业角度，福建健康之路健康科技有限公司IT资源中心总监漆金生提出，推动企业管理理念由“过程监控”向“价值度量”升级，更好地认可员工的劳动价值，避免粗暴监控；构建“政、产、学、研、工会”五位一体治理架构，形成政府划底线、工会助协商、行业立标准的协同机制。在他看来，“AI治理的关键，不是让技术停下来，而是让规则跟上来”。

“算法编织的世界看似精密复杂，但回归劳动法本质，应当遵循的原则并不玄奥：规则必须透明，劳动者必须知情，管理必须有据。”谢小妍说，“只有这样，才能在技术发展的同时更好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